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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趙鳳蘭(《中國文化報》高級記者、文藝評論人、專欄作者，中國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視聽藝術委員會副秘書長、中國攝影家協(xié)會會員、中國新聞攝影學會會員、中國人像攝影學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會員，在各大主流媒體和國家核心期刊發(fā)表新聞、評論及論文數(shù)百篇。)

編者按

張世英的學術人生折射出一代知識分子在時代洪流中追求真理、艱難求索的心路歷程和生命軌跡。半個多世紀以來，這位年逾九旬的哲學家、美學家以一顆不同凡俗的游心，求索于天地間。他把中國哲學放到全人類思想和文化的大視野中予以審視，力求超越西方和東方的畛域，以高遠的視角占據(jù)學術制高點，用全球的觀念和視野來統(tǒng)攝中西哲學，為轉(zhuǎn)型期的中國當代哲學與美學構建出了全方位、立體化的寬幅畫卷，為構建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新哲學作出了創(chuàng)造性貢獻。

張世英與他的學術著作。 

97歲的張世英依然思維活躍、與時俱進。圖為他在智能手機上瀏覽文章。 

學人小傳

張世英，1921年生，湖北武漢人，1946年畢業(yè)于西南聯(lián)合大學哲學系，1946年—1952年在南開大學、武漢大學任教，自1952年起歷任北京大學哲學系講師、副教授、教授、外國哲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校學術委員會委員，現(xiàn)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美學與美育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兼任《黑格爾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主編，中西哲學與文化研究會會長，全國西方哲學學科重點第一學術帶頭人。2012年獲北大哲學教育終身成就獎，2015年所著《哲學導論》一書獲思勉原創(chuàng)獎。2016年，北京大學設立“張世英美學哲學學術獎勵基金”。2017年受聘為世界哲學大會榮譽委員會委員。主要著作有《中西文化與自我》《哲學導論》《天人之際》《論黑格爾的邏輯學》等20余部。2016年4月，《張世英文集》十卷本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2016年11月，《哲學思問》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求知

1921年，張世英出生在湖北武漢城郊的一個農(nóng)村，他自幼受父親影響，熟讀《論語》《孟子》《道德經(jīng)》《史記》《古文觀止》，尤其對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歸去來辭》等名篇諳熟于心。陶淵明“不慕榮利”“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文人傲骨，屈原“以死明志”“可與日月爭光”的巍巍人格，司馬遷不甘作隨聲附和的風骨氣節(jié)，都在其心靈深處打上了烙印。

上初中時，為了求證幾何學上一個“九點圓”定理，張世英整天趴在桌上冥思苦想、廢寢忘食，甚至睡夢中還在糾纏。突然間，求證成功，他會欣喜若狂，那是一種完全發(fā)自內(nèi)心的對追求真理的興趣和好奇，是在問題得到解決后所獲得的一種精神愉悅。

柏拉圖說，“驚異”是求知的開端、學術的開端，“知識是驚異的女兒”;亞里士多德說，由于驚異(好奇心)，人們才開始思考哲學，“從無知到有知”。他們將這種毫無功利計較、純之又純的求知精神稱作“科學的自由的精神”。正是源于對知識毫無功利的驚奇，以及深厚的古典文學修養(yǎng)和邏輯嚴密的數(shù)學頭腦，為張世英日后卓越的哲學人生埋下了伏筆。

抗日戰(zhàn)爭血雨腥風，個人命運總在歷史風浪中顛沛流離。1938年武漢淪陷，正在念高中的張世英被迫離家，輾轉(zhuǎn)到鄂西山區(qū)的聯(lián)合分校就讀。因得罪了國民黨下屬的三青團成員，他被列入黑名單，成為抓捕對象。

流浪時的彷徨，使張世英萌生了讀書救亡、改造社會的宏愿，并于1941年如愿以償?shù)乜既胛髂下?lián)大經(jīng)濟系。隨后，他從經(jīng)濟系轉(zhuǎn)入社會系，卻一直沒有找到自己奮斗的方向和目標。正巧這一年，他選修了賀麟先生的“哲學概論”，賀先生在講黑格爾辯證法時，用“荷出淤泥而不染”進行哲理分析，把人生觀、價值觀講得十分透徹。

張世英覺得，哲學比起經(jīng)濟學、社會學更能觸及人的靈魂，也為他自小崇奉的清高思想找到了精神依托。于是，他又從社會系轉(zhuǎn)入哲學系。這三次轉(zhuǎn)系可謂越轉(zhuǎn)越空，由具體走向抽象，由實際走向空靈。

戰(zhàn)爭萌生苦難，同樣也造就輝煌。作為中國最窮也最“富有”的大學，彼時的西南聯(lián)大在極端艱難困苦中仍弦歌不絕，大師輩出，“內(nèi)樹學術自由，外筑民主堡壘”，各種對立的學派和觀點爭奇斗艷、千秋各異。

賀麟先生是張世英哲學道路的領路人，他是中國哲學史上最早系統(tǒng)介紹、翻譯黑格爾著作和廣泛深入研究黑格爾哲學的專家。張世英研究德國古典哲學并成為西方教授眼中的“中國著名黑格爾專家”，與賀先生的鼓勵和引領分不開。

馮文潛先生則是養(yǎng)育張世英哲學生命的恩師。馮先生特別重視熟讀經(jīng)典原著，尤其是柏拉圖的《理想國》，他認為這本書是西方哲學史上最重要的必讀之書，要像讀《論語》一樣讀《理想國》，只有練就扎實的功底，才能發(fā)前人之所未發(fā)。

馮友蘭先生有些口吃，但能詩善文，中國古典文學和英文功底扎實，善于運用邏輯方法進行細致的理論分析。馮先生講的雖是中國哲學，卻把張世英的興趣引向了西方哲學，使他從中深深領悟到，要想研究中國哲學史，必須有深厚的中國古典文學功底，否則很難有可觀的成就。

人稱“湯菩薩”的湯用彤先生講課史料翔實、考證周密，他在課堂上講得最多的是“物我兩忘”和“即世而出世”的“大家氣象”，張世英對他既能游刃于章句考證，又能寄心于玄遠之境，深感崇敬。

吳宓更是一位“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名師，他講西洋文學，卻重中國古典，愛《紅樓夢》，卻崇奉孔子。金岳霖的講課風格十分獨特，常把學生引入它所設計的瑤林仙境，他有時邊講邊提問，把課堂變成七嘴八舌的茶館，師生之間變成平等對話的伙伴。

此外，“旁聽”在西南聯(lián)大也蔚然成風。不僅學生旁聽老師的課，而且老師之間也互相旁聽。據(jù)張世英回憶，聞一多和沈有鼎各開一門“易經(jīng)”課，聞是滿腔激情的詩人和文學家，沈是不食人間煙火的邏輯學家和西方哲學家。有意思的是，聞的“易經(jīng)”課堂上，坐在第一排中間的“學生”常是沈有鼎;而沈的課堂上，坐在第一排中間的則多為聞一多。

張世英曾是這兩位先生的旁聽生，親眼看到他們在課堂上和課后討論爭論，那是一場非常難得的中西對話，哲學與文學相互通達。

“旁聽意味著自由選擇，意味著開闊視野，意味著學術對話。我在聯(lián)大幾年時間，共旁聽了四五門課程。從旁聽中學到的東西似乎更牢固、更多啟發(fā)性，因為那完全是個人興之所至，無任何強制之意。后來有人問我，西南聯(lián)大是怎么成就人才的，我說，學術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標準，學術自由，如此而已!”張世英說。

求索

正當張世英沉浸在學術的象牙塔之際，昆明的抗日救國學生運動正蓬勃發(fā)展。是不問政治，還是投入現(xiàn)實，這讓他處于兩難境地。就在這時，他結(jié)識了后來的愛人彭蘭。彭蘭是思想進步的中文系同學，也是聞一多的干女兒和高足。兩人同為湖北老鄉(xiāng)，又常以詩相酬和，一來二去，便產(chǎn)生了愛慕之情。

聞一多得知他倆的戀情后，便約張世英到家中“面試”，并勸說他盡快走出象牙塔。臨別時，聞一多還送給張世英一本《海上述林》，有意引領他走上革命之路。

1945年，張世英與彭蘭喜結(jié)良緣。國難期間一切從簡，他倆在報紙上登了一則廣告啟事，請了一桌酒席，就算結(jié)婚了。湯用彤是證婚人，聞一多是女方主婚人，馮文潛是男方主婚人。

對于這樣的聯(lián)姻，聞一多說：“你倆的姻緣是我促成的，算是文學與哲學的聯(lián)姻了，世英要多學點文學，若蘭(聞一多給彭蘭取的名字)要學點外文，我一直主張學中文的要懂外文，我將來還是要回到書齋里一心做我的學問，我也不是一個鬧政治的人。”不料這次談話后，竟師生永別。

在張世英的哲學生涯中，聞一多對其影響最深遠的一句話，莫過于“走出象牙塔”。“聞先生原本是研究古典文學和甲骨文的學者，是國民黨政府的腐敗把他逼出象牙塔的。他在遇難前，雖有學者、詩人和民主斗士‘三重人格’之稱號，但他當時想回到象牙之塔的理想和愿望表明他依然書生本色，是一個并沒有徹底走出象牙塔的純粹學者。”

“文革”十年，張世英不得不告別自己熱愛的哲學專業(yè)，哲學方面的書都被推至書柜里層，他借養(yǎng)病期間熟讀了唐詩三百首和宋詞三百首，書齋成為他怡然自得的“桃花源”。這段寄情于詩詞的蹉跎歲月，對他日后研究詩與思于一體的治學之路產(chǎn)生了積極影響?；厥淄?，張世英曾感慨地賦詩一首：三十年華轉(zhuǎn)眼過，天涯浪跡歲蹉跎。故園別久思歸去，猶盼日西揮魯戈。

改革開放后，當張世英準備重歸思想征途時，他已是60歲的老人。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然而，為了找回和補償已丟失的盛年，他秉持當年西南聯(lián)大剛毅堅卓的治學品格，以“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精神，在人生暮年之際與時間賽跑，終于如愿以償走上了純正的學術研究道路。

在開始真正學術研究的前八年里，張世英仍以西方哲學史，特別是德國古典哲學、黑格爾哲學為主要研究方向，并多次應邀到國內(nèi)外講學、參加國際重要學術研討，他的《論黑格爾的邏輯學》被譽為“中國第一部研究黑格爾邏輯學的專著”。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張世英的研究范圍逐漸由西方古典哲學轉(zhuǎn)向西方現(xiàn)當代哲學與中國古代哲學，他主要致力于中西哲學的結(jié)合問題，特別是關于哲學何為與中國哲學向何處去等問題的研究，同時不斷向美學、倫理學、歷史哲學、科學、宗教等領域擴展。

這一系列研究成果主要體現(xiàn)在張世英的《黑格爾〈小邏輯〉譯著》《論黑格爾的精神哲學》《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自我實現(xiàn)的歷程——解讀黑格爾的〈精神現(xiàn)象學〉》以及《天人之際——中國哲學的困惑與選擇》《進入澄明之境——哲學的新方向》《哲學導論》《美在自由——中歐美學思想比較研究》《中西文化與自我》《境界與文化——成人之道》等幾部著作之中。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張世英在改革開放后三十年所寫的文字幾乎是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六七倍，這對于一個花甲老人而言，是需要多么驚人的毅力和厚積薄發(fā)的創(chuàng)造力啊!他嘔心瀝血寫下的這些精深的理論思考，并非是躲在象牙塔中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玄思，而是洋溢著生命情調(diào)和煙火氣息的性靈之作，是他愿意生死以之的獨家創(chuàng)見和肺腑之言。

張世英的學術論著既思想深邃、邏輯嚴謹、說理透徹，又具有鮮明的個性和感染力，讀之可燭照心靈、提撕精神、通達靈魂。

求通

因為既精通黑格爾、康德、胡塞爾、海德格爾等人的西方哲學理論，又兼具孔孟老莊、禪宗等中國傳統(tǒng)哲學功底，張世英在會通中西哲學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獨立的哲學思想體系。他是哲學界較早認識到西方傳統(tǒng)哲學主題原則和主客二分思維模式的缺陷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一種新的“萬物一體”的哲學觀，即“萬有相通的哲學”，為構建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新哲學作出了創(chuàng)造性貢獻。

在張世英看來，盡管不同的文化思想各有其獨特的歷史源頭，但均可視為人類思想這同一棵大樹上的枝椏，應將中西哲學的研究打通，將其放在同一條歷史長河中，從世界文化發(fā)展的高度予以橫向、縱向考察，從而為中國哲學未來的發(fā)展探求新方向。

在比較中西哲學的優(yōu)長和缺陷后，張世英認為，以柏拉圖、黑格爾為代表的西方古典哲學追求的是超感性的理念世界，他們的審美意識回旋在對上帝神性的追思，同時他們強調(diào)主客二分式思維模式，重視人的主體性、獨立性和創(chuàng)造性，但容易陷入極端的個人自我中心主義;中國傳統(tǒng)哲學崇尚的是天人合一、萬物一體，具有和諧高遠的精神境界和群體意識，但由于缺乏民主自由和個體性自我的獨立主體意識，導致自然科學和物質(zhì)文明不發(fā)達，尤其是壓制了人欲與個性。為此，他主張將中國天人合一、萬物一體的核心思想同西方的主客二分、獨立自我精神結(jié)合起來，把中國傳統(tǒng)文化精神中所隱含的個性解放和獨立意識加以弘揚，使中國哲學走向新的更高級的天人合一、萬物一體，即“萬有相通”。

張世英在研究中還發(fā)現(xiàn)，中國哲學與西方“后哲學”相通。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使中國傳統(tǒng)哲學多具有與詩結(jié)合的特點，中國古代哲學著作往往就是文學著作，哲學家往往就是文學家和詩人。但自柏拉圖到黑格爾的西方傳統(tǒng)哲學，則把人引向抽象的概念世界，而以海德格爾為代表的西方現(xiàn)當代哲學，跳出西方古典哲學形而上學的窠臼，強調(diào)隱蔽與顯現(xiàn)、在場與不在場的結(jié)合，這一哲學理念與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天人合一”思想和中國美學的“意象說”“隱秀說”有相似之處，中國道家哲學與西方后現(xiàn)代藝術相通，二者都重視人的生活境界，崇尚生活美、思想美、心靈美。

受西方“后哲學”和中國傳統(tǒng)美學思想的啟發(fā)，張世英意識到，哲學要在現(xiàn)世世界大有可為，就必須從純概念、純認知的抽象王國里走出來，擺脫形而上學的玄虛座位，讓哲學仙女下凡塵，從抽象概念和思維邏輯理論的“天上”下到“人間”，使之與詩、文學和人生相結(jié)合，把哲學變成真正貼近于人、貼近于生活的富有激情的東西。

“哲學有如仙女，身居寂寞冷宮，它一方面很玄遠，總要講一些形而上的超越現(xiàn)實層面的東西;但另一方面它又同生活、同人生緊密相連，絕對脫離人生、脫離生活實際的哲學是沒有的，就像沒有不思凡的仙女一樣。”張世英說。

為了揭開哲學抽象的帷幕，把它從孤寂的境地中拯救出來，張世英后期的學術重點逐漸從哲學本身過渡到美學、藝術學、倫理學、社會學、科學、宗教等領域。他集中思考了個人的人生境界與一個民族的文化的關系問題，梳理了人生的四種境界、道德與審美、科學與宗教、審美境界、藝術哲學、希望哲學等，甚至當前社會的許多具體問題，他都從哲學層面和社會維度給予了解析，使每一個追求人生價值和精神境界的人都能從中受益。

在張世英看來，一個民族的文化是由它所屬成員的個人境界構成的，離開了個人的精神境界，所謂民族文化不過是空洞的名詞。但個人的精神又是在他所屬的民族文化環(huán)境中形成的，人不能離開文化的大背景而有個人的境界，而文化總是有社會性的。每個人的精神境界之形成，既受自然條件的制約，更受文化環(huán)境的熏染和影響。因此，針對如何提高個人境界這一問題，是不能脫離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而孤立地來考慮的。

張世英把個人境界由低到高歸納為欲求境界、求實境界、道德境界和審美境界“四種境界”，他沒有把人格神意義下的宗教境界列為人生的最高境界，取而代之的是超功利性、愉悅性的審美境界。

“人生的最高意義和價值并不在超越時間之外、超越感覺之外的‘方外’和他界，而就在現(xiàn)實的、世俗的‘人間’或此岸，是詩意地生活著的現(xiàn)實審美世界。”張世英說。

張世英強調(diào)，審美意識具有直覺性、創(chuàng)造性，不計較利害和愉悅性等特點，因此，美學不能只講感性事物之漂亮、美麗，而應以提高人的審美境界為最高目標。形式美、感性美、視覺美是低層次的美，心靈美、生活境界之美才是高層次的美。藝術作品如果僅有悅?cè)硕恐庥^，而無高遠的精神境界之內(nèi)蘊，則不可能具有較高的審美價值。藝術家只有超越現(xiàn)實的功利性和實用性，用新鮮的目光觀望一切，具備原樣把握事物的清純能力，才能創(chuàng)作出由內(nèi)在呼喚自然顯現(xiàn)出來的藝術作品。

除了思考中西哲學的差異和現(xiàn)世存在的問題外，張世英還對中西文化中有生命力的思想學說進行了比較和提煉，繼而為中國人的理想人格和中華文化未來的發(fā)展之路提出富于洞見和前瞻性的思考。他認為，西方人的自我觀是獨立型自我，強調(diào)個體的獨立型和獨創(chuàng)性，缺點或流弊是唯我獨尊、極端個人主義;中國人的自我觀是互倚型自我，強調(diào)個體與他人、社會的相互依賴。雖有大一統(tǒng)的群體意識，具有雄獅般的凝聚力，但個體自我容易湮沒在群體之中。如果一味強調(diào)互倚型自我，一味把“個體性自我”湮沒于“屬性化自我”之中，以依賴社會群體、依賴他人為至上原則，則必然抹殺個人的獨立創(chuàng)造性。

“中國人愛說‘木秀于林，風必摧之’，針對中國當前的現(xiàn)實，為了弘揚中華傳統(tǒng)文化，我們不妨提倡一點一枝獨秀、不怕摧折的獨立自我的精神。”張世英說。

作為人類精神的守望者，張世英一生都在致力于提高人們的精神境界，喚醒國人內(nèi)心深處潛在的靈商和美商，他用自己的心智灌溉生命于所見所聞，用自身的“靈明”照亮他所生活其中的世界。

對于一個從歷史深處走來的優(yōu)秀學人而言，雖然鼎盛之年被政治運動和時代風云裹挾，但張世英仍以浮士德精神，孜孜不倦地在茫茫天宇和碌碌人生間做無休止的追問和探尋，并用人生的后半程完成了一位知識分子“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學術使命和偉大的精神創(chuàng)造。

如今，逾90高齡的張世英還學會了電腦、玩起了游戲、用上了微信，甚至洋洋灑灑寫了萬言字的網(wǎng)絡哲學文章，的確有些讓人不可思議，但這正是他的“超凡”之處。

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的到來使個人的自我獨立和個性解放得以充分彰顯，張世英對網(wǎng)絡哲學也做了一些前瞻性思考。他認為，除了“審美境界”抵達了“萬有相通”的自由之境外，互聯(lián)網(wǎng)也是“萬有相通”哲學極為豐富的體現(xiàn)?；ヂ?lián)網(wǎng)既為人們提供了自我表現(xiàn)的自由而又深入的平臺，又為人們提供了迅速而廣泛地相互交流——相互融通的天地。這兩個突出特點為“萬有相通”的實現(xiàn)提供了基本條件。特別是時下流行的微博、微信、微電影、微評論等各種“微文化”載體，將人們內(nèi)心深處那些瞬間的情感、即興的思緒、微妙的感受都充分釋放出來，哪怕地球兩端，相隔千萬里，人們也可通過網(wǎng)絡“面對面”分享各自的喜怒哀樂，這種現(xiàn)象是幾千年來“原始天人合一”模式下個性“自我解放”的一大突破，大大擴展了個體的獨立自主性和表達欲，延展和豐富了世俗生活的意義。

談到在市場化大潮和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下，中國哲學、美學如何現(xiàn)代化，怎樣更好地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時，張世英說：“中華文化和中國美學精神的現(xiàn)代化要結(jié)合時代條件，在‘萬有相通’理念下更多地發(fā)揚科學的理性思維，倡導寬容的精神、包容的精神、海涵的精神，實現(xiàn)獨立自主精神和個性解放。”

張世英卷帙浩繁的哲學專著，既有對人類文明和理想社會的宏觀論斷，又有為俗世答疑解惑的微觀思考;既有對中西差異和古今流變的洞悉察識，又有對中國學統(tǒng)道統(tǒng)的獨立闡釋和精心爬梳。他是一位既能仰望星空又能腳踏實地的智者，哲學賦予了他高遠的境界和輕快的心靈，使他一生不為俗世所累，哪怕在人生暮年，仍一個問題接一個問題的思考，怏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